王金铭在老物件陈列室给来访的观众讲北京城“九门八点一口钟”的格局。

　　市民主动送来家中的老物件，并写下缘由，王金铭收藏至今。

　　陈列室收藏的老北京叫卖时使用的响器“八不语”。

　　陈列室收藏的老式电话机。

　　6月13日，63岁的“老北京”王金铭在安定门京城老物件陈列室门口。这间陈列室位于钟楼脚下的铃铛胡同甲4号，约40平米，已有11年历史，王金铭是这里的主人。

　　东城区安定门街道来了很多各领域专家，商讨老城和中轴线风貌的保护。王金铭不请自到，坐在角落里。

　　他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63岁的他是一间京城老物件陈列室的主人，他希望为老物件们找一个更好的家，成为一座更像样的博物馆。

　　陈列室容纳了2000多件老北京胡同生活用品。在民俗学者眼中，这些琐碎的民间生活物品延续了平民社会历史记忆，填补了官方还原“城市记忆”的空白。

　　但北京179家博物馆里，这家唯一的生活老物件陈列室榜上无名，少人问津。

　　“这是一座最‘大’的博物馆”

　　快到下午5点了。眼看会议临近结束，王金铭还没等到发言的机会。他坐不住了，插话请求给他留三分钟。

　　他想在专家面前说说自己的观点。他说，恢复中轴线风貌不能光靠钱、现代化手段，也不能光靠编书。要用实物来书写中轴线居民生活的历史，呈现中轴线两旁的人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王金铭的陈列室在传统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钟楼脚下的铃铛胡同甲4号。往北1公里过了安定门，就出了北京城。据当地民俗研究者李辉考证，这已是中轴线上的最后一片原住民聚居的胡同区域，难得地保存着不少早先胡同生活风貌。

　　陈列室40平方米，王金铭每周末过去值班一天，平时大门紧锁，参观需要预约。进门是一堵模仿四合院照壁的隔挡物，室内光线阴暗，最里面摆着条桌、八仙桌、椅子，居中一溜八仙桌拼成一条长桌，摆着几套茶壶茶碗、拨盘电话机，两侧立着数个玻璃展示柜。但大量的收藏品淹没了家具原有的轮廓：水壶有近20个，覆盖从晚清到现在的各个时期;不知什么年代的隔扇上，挂着一双草鞋;“福娃”玩偶背后是几把吉他，两个如今显得巨大的盒式录音机曾是改革开放的生活标志物，叠放在木柜上，看上去摇摇欲坠。

　　老物件横跨1900年到1970年前后，王金铭估计有2000多件。绝大多数物品已经退出生活：三寸金莲布鞋、清朝官兵的顶戴花翎、各个年代的老式铁熨斗(需要在槽子里装上木炭)，还有很多物件一般人已经猜不出用途，包括一整套各行业货郎叫卖的响器。

　　王金铭得意地说，这是一座最“大”的博物馆。“大”，是指生活的广度和宽度，因为陈列室收藏的都是胡同居民的生活用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的体现”。

　　然而，截至2018年末，北京共有179家博物馆。王金铭的陈列室，并不在其列。

　　老物件让人想起那些“消逝的讲究”

　　有人预约进来参观时，王金铭都会事先打上两瓶热水，用茶壶沏“高沫儿”招待客人。这只茶壶也是旧时代的老物件，被李辉看出了门道。

　　65岁的李辉研究北京史已有20多年，她退休前当过军人、网站编辑、资料员、图书管理员，内退后钻进北京史的故纸堆中。她与人合著过关于大栅栏的书，最近几年，又写了一本近13万字的关于中轴线文化的书稿。

　　茶壶周身散布着半透明的白点。李辉说，这些作为装饰的白点，是在做坯的时候就已经镂空，完全用釉涂上去，烧出来呈半透明状。她认为能从中窥出旧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现在也有类似产品，但实际上是实心的，只是后期用色彩点染而成。

　　她还注意到了一个残留陈旧油渍的筷子笼。部件之间不用胶粘、钉子，甚至不用卯榫，而是依靠特殊的“鲁班扣”别在一起，结构精巧又有趣。

　　这些老物件令李辉想起了一些已经消逝的讲究。她爷爷吃香菜不吃叶子只吃杆，妈妈每次出门都要换件像样的衣服，换下在家穿的布鞋，把皮鞋拿出来擦一擦，重新洗脸梳头。春夏季节傍晚，有小贩挑着箩筐卖白兰花，两朵或三朵一对，头朝外摆一圈。女人们从四合院走出来，买上几朵别在胸前，蓝布衣裳衬着白色花瓣。那是她记忆中关于老北京最诗情画意的画面。

　　在李辉看来，“灿烂文明”就体现在这些细节上。“这些物件不过100年，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看不到了，将来也不会用到。但是北京文化的特点、京城普通百姓生活的艺术，很大程度就是表现在生活物品的细节中。”

　　王金铭收藏老物件的初衷，就是传承背后的文化和老理儿。他说老物件中有尊重。早先胡同的生活很安静，货郎叫卖并不大声，尾音绵长而悠扬，这是对胡同居民静谧生活的尊重。同行相见也会噤口，走远了才继续叫卖，这是同行间的尊重。

　　老物件中还有传承。两块金属模具合成一副“烙糕子”，模具里刻着金鱼，中间搁上面团，合起来，火上烤热，就熟了。有孩子说自己家里有差不多的电烙糕，王金铭就顺势说，这些东西一步步发展，都是你的祖辈、爷爷奶奶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的，然后才有了当今的生活，所以要去感恩先人。

　　老年“收藏团”最年轻的55岁

　　王金铭对老物件的关注始于2001年春节。时任居委会主任的他，开始连年在交道口北头条胡同组织“胡同庙会”，街坊们在一起敲锣打鼓扭秧歌。王金铭还鼓励大家拿出以前的老物件，摆出来，回首往昔。

　　后来随着老北京城区改造，新的生活方式到来，大批老物件被抛在身后，王金铭与团队伙伴将它们收集起来，成为陈列室藏品的丰富来源。

　　这支团队由十几位老北京人组成，几乎都是老年人，最年长者将近80岁，最年轻的55岁，没有年轻人愿意加入。他们还拥有一个更大的藏品库，位于平谷，藏品多达三四十万件。

　　小团队成员各有各的收藏方向：“大爷”收藏文房四宝，“古大爷”收集从清代至今的铁皮玩具，“小李子”偏爱电器，“王哥”专收自行车，阿龙兄弟俩则收藏杂项。王金铭此前收藏火器，火镰、火柴、打火机。

　　不仅收藏方向不同，各人的理念也迥异，用王金铭的话说，有的是因为喜爱，有的是为了升值。

　　他们或多或少会点老北京的叫卖吆喝，因此最主要的集体活动，就围绕叫卖展开：逢年过节上庙会等场合演出，还登上了更大的舞台，在老年人“春晚”、国家大剧院话剧、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等节目上表演老北京吆喝。

　　在这些节目中，他们会“夹带私货”，顺带展示一些老物件，形成一场“以收藏为基础的老北京叫卖表演”。

　　来自政府的活动邀约也为数不少，逢年过节会去节庆活动上表演。2019年春节前，团队的老哥们一起策划了一次台湾游，飞机从香港转机，计划正月十四出发。腊月二十八，一位政府里熟悉的人给他打来电话，请他组织一个元宵节节目，正月十五在钟鼓楼广场演出。王金铭一个人留下来完成了演出，节目总共就5分钟，他穿上袄子，背着糖葫芦，唱了一段自己设计的庆祝元宵节的唱词。

　　不像博物馆 更像仓库

　　北京确实很难找到其他类似的老北京物件展示场所了。距离铃铛胡同3公里外的东四地区，被看成是北京胡同最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近些年开了两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和东四胡同博物馆。

　　东四胡同博物馆是一个旧宅子与镜子、玻璃共同构成的天地，内部设计也大尺度地融合现代艺术，高达3米的弧形不锈钢艺术装置从空中横跨两个院落，寓意一道“月影”；最里一进院落的正中，安放着直径近1米的不锈钢金属球，表面镌刻着28星宿，取名“星天”，与“月影”呼应。东四博物馆通过视频、纪录片、模型、图片展等形式，尽可能再现最丰富的胡同历史，但历史实物寥寥无几。

　　北京唯一正式命名的“民俗博物馆”位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并不以重现微观的老北京生活为使命。东岳庙众多大殿主要用来供奉道教仙人，几个主要展厅里，6月里在举办两个展览：北京匾额文物展和端午文化展。

　　北京最重要的城市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一项职责，就是收藏城市记忆。首博副馆长黄雪寅说，首博也在不断收集生活物品，老北京的生活物品收藏有的已成体系，还有很多体系性不强。在这方面，民间收藏有很强的优势。

　　但是，王金铭的陈列室并不“像”一座真正的博物馆。社区居民范来友直言不讳地说，这更像是一间仓库，李辉也说这些老物件“摆在这里是浪费”。

　　王金铭渴望获得政府的资金和场地支持。事实上他也得到了一些，这间陈列室就是街道提供的。2008年7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王金铭将这一事件命名为“老物件有家了”，时值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这间陈列室也获得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但他还期望更多。在王金铭“最大胆”的想象中，需要至少四个院子承载这些老物件，按时代划分：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至1949年，主要展示晚清与民国生活;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66年，新中国17年;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将老物件分门别类“装回”不同的时代里。他跟前来调研的街区规划团队提出过这个设想，但无下文。

　　在那场老城和中轴线风貌的保护商讨会上，王金铭还是被“刺儿”了两句。会议主持人说，在你面前我们都不是专家，就你是专家了。王金铭笑脸回应：“您骂我，我也爱听，您说我好，我更爱听。”

　　今年6月14日，社区又组织了一次关于老物件陈列室的专家研讨会，请来东城区政协委员和北京某高校的团队，研究陈列室的发展问题。王金铭一面期待能得到指导和支持，但心里也不是很乐观。

　　这种时候他又会拿出老北京人的豁达劲儿来。“能坚守一天是一天，尽微薄之力努力去做。”至于他个人，“有退休金生活，够了。”

　　团队只关注收集 不懂分类和阐释

　　不光是场地，从收藏、整理、展示等各方面来说，老物件陈列室距离博物馆也相差甚远。

　　在首博副馆长黄雪寅看来，这是民间收藏面临的普遍问题。“民间收藏有的做得很不错，但因为条件有限，在整理、阐释方面难以提更高要求。当下最需要做好的是保护藏品。”

　　11年前，陈列室刚开放的时候，王金铭将藏品大致分为“饮食衣用居”五个方面，分门别类，至今都没有更新过。新添的收藏品填满了陈列室的各个角落和缝隙，随后蒙上了灰尘。

　　用李辉的话说，屋子里的宝贝很多，但整个团队只专注收集，不懂分类和阐释，说不出来龙去脉。她说要把“星星点点的好东西捡起来”，然后梳理成系统的知识，非常鲜活地介绍给后人，才能算是让老物件儿的收藏真正起到了作用。

　　但王金铭对自己的文化层次不自信。他高中毕业前夕就去福建当了兵，回来后在出租车公司做了十几年，接着办厂。他的文化知识，是生活经验、长辈传授、查阅资料以及想象力的综合体。“我说的不一定对”常常挂在他嘴边;他还说自己没那么大能力，做到哪儿算哪儿。

　　这些年，王金铭带着老物件走出了陈列室，做了很多场演讲。他带着一批货郎的响器去幼儿园、中小学，剃头匠的唤头、郎中的手铃、卖香油的梆子、卖胭脂水粉的“唤娇娘”……每一个都发出不同的声音，孩子们觉得好玩。有些响器与叫卖可以交替进行，但有些货郎从不叫卖，只用响器，这就是京城“八不语”：卖掸子、修脚、绱鞋、劁猪、锔碗、行医、剃头和粘扇子八种行当不宜叫卖，代表了旧时代商业社会的规则。他告诉孩子们，这是老物件中的规矩。

　　对于自己琢磨出的“通俗化”讲解，王金铭并不全然满意。他希望能得到更专业的专家或团队指导，将这些物件梳理成章，弥补知识的缺漏。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万建中认为这是“过谦”。他说其实使用者对物品最熟悉，擅长用民间语言进行贴切、到位的表达，对于生活的阐释，他们最有发言权。

　　“北京历史文化记忆不仅是故宫、天安门，也包括市民日常生活的态度、情趣、价值观。”万建中说，但平民生活史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日常生活的展示近乎空白。如今有更多人投身其中，应该对这些工作给予应有的尊重，提高这些人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甚至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政府应该像对待博物馆一样给予政策支持，也需要社会的呼吁和帮助。”

　　填补了官方对民间生活物品收藏的空白

　　在铃铛胡同里的这块小小天地，王金铭得到了更多安慰。

　　有一次，一对老夫妻一早就等在陈列室门口，王金铭到了以后把他们请进门。一进门，老先生就指着一件件物件开始给王金铭讲开了，兴致勃勃，如数家珍。讲累了，坐下来休息，老太太问：“王师傅，我们能天天来吗？来您这我们每个月能省两千多块钱药钱。”原来老先生得了失忆症，一到这儿来就“活”了，开心得都不用吃药了。

　　有市民主动送来收藏品。2016年，一位家住丰台的市民开车送来一台老式打字机，据说是祖辈传下来的。王金铭问他收多少钱合适，这位市民不收一分钱，不要油钱，也不吃饭，只是希望陈列室好好保管。王金铭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会流入市场。

　　他心目中的成功，是把老物件的文化和背后的道理传播和运用于当今社会，“把这个‘钱世界’挤开一点，让‘情世界’多一些。”

　　来陈列室参观的观众写下了不少留言，其中一条王金铭背得滚瓜烂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来，我们究竟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撕裂的文化、遗失的智慧，都是我们再也无法找寻的珍宝。

　　这与王金铭心中对往日时光的感伤不谋而合。“这句话可真是引起我太大的反思了，物质生活某种意义上极大丰富，但是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人不知道。”

　　在老北京人的念旧之情外，万建中还指出了这间陈列室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由于琐碎零散，官方对民间生活物品的收藏有限，而民间人士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使得城市文化记忆更加完整，“延续平民社会历史记忆，依靠平民社会本身，这是历史文化传承的特性。”

　　王金铭、李辉及其同代人，对这些“旧日的信物”尤其有感情。

　　他们从小看着这些东西长大，后来又目睹这种生活“被毁”，直到现在完全消失。这是在北京的城墙上跑着长大的一代人。正是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上世纪60年代大范围拆城墙，甚至参与其中。

　　小时候，谁都没觉得那些城门楼子有多好。后来回想起来，心头泣血。（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