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对于高质量发展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问题，似已毋庸赘述。当务之急，则是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盘点、梳理主要障碍并以务实有效举措加以清除。

一旦如此行事，便会立刻发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惯性思维”。其关键之举，也莫过于告别“惯性思维”。

先看理论思维。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人们虽然主观上清楚实现理论创新、转换思维方式势在必行，也深知须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上与时俱进，但毕竟当年所经历的经济学训练和此后所沿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对于围绕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传统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已经烂熟于心，可谓根深蒂固。对于围绕质量“好”所需要的全新的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则尚在建构之中，可谓相对陌生。受此影响，走得平顺时，尚可有意识地做高质量发展的文章，主动按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分析经济形势、建言经济政策。稍遇沟沟坎坎，便有可能迷失方向，慌不择路，下意识地重操旧理念、旧思想、旧战略，不由自主地掉入“惯性思维”陷阱。

由于行路平顺和遇有沟坎相互交替终系规律所在，其结果，虽然嘴上常喊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口号，内心深处却不免夹杂或涌动高速增长的思维。因在新旧理论之间左右摇摆、飘忽不定而偏离高质量发展轨道，致使误判形势、错开药方，甚至重蹈高速增长覆辙，操用老办法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现象和情形一再发生、屡屡再现。故而，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也需在深入反思、仔细鉴别之中经历并完成一个从“有意识”到“下意识”的理论转变过程。

再看实践操作。面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任务，人们虽然主观上明白实现实践创新、转换思路和套路箭在弦上，也深知须调整和纠正不适应、不适合高质量发展的行为和处事方式，但毕竟当年所见证的经济发展历程和此后所沿袭的经济发展样板，均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高速增长的经济环境。对于围绕增速“快”而形成的那一套传统的粗放型做法，已经深入骨髓，可谓熟门熟路。对于围绕质量“好”所需要的新方法、新实践，则尚在探索之中，可谓大局初定。受此影响，风平浪静时，尚能有意识地讲究高质量发展，主动按照新思路、新套路指导经济发展实践，克服路径依赖。一遇风吹草动，便有可能“叶公好龙”，手忙脚乱，下意识地重操老思路、老套路，不由自主地跑回“惯性思维”老路。

由于风平浪静和风吹草动均为常态，其结果，虽然做了不少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难免不得要领、疲于应付。因在新旧实践之间左右摇摆、飘忽不定而偏离高质量发展轨道，致使不对路子的举动时有发生，甚至重蹈高速增长覆辙，搞出一些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的事情来。故而，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需在不断学习、反复磨合之中，经历并完成一个从“有意识”到“下意识”的实践转变过程。

从“有意识”到“下意识”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告别“惯性思维”，这可能是一个极其痛苦而漫长的转变过程。但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硬着头皮前行，方可以避免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决策，才可能走好、走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

为此，不断地警醒、反复地告诫自己，我们身处的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大不相同于高速增长阶段，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引申一步说，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非以GDP规模和增速为中心，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深化改革而非政策调整，如此等等。要用匹配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理念、思想、战略以及话语体系，讨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决不能闹出类如“关公战秦琼”那样的笑话。

更深一步讲，既然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契合经济发展规律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新阶段的客观必然，那么，为此而承受短期的痛苦、付出暂时的代价，就是值得的。相反，因局部的、眼前的问题而左顾右盼甚或改弦易辙，是十分不可取的。所以，跳出短期变化、一时困难而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大势和历史规律，从而坚定久久为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而言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告别“惯性思维”。不能身子进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脑袋还停留于高速增长阶段。

（高培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