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学在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发展演变深具影响。乾嘉时期，浙学一脉为考据时风鼓动，发生新变，与吴派、皖派相鼎立，梁启超称之为“浙东一派”。从清初黄宗羲梨洲学派到乾隆以后朴学浙派，构成清代浙学演变的主流。黄宗羲《理学录》以“浙学派”专指永嘉、永康一派。今为避名称淆乱，称之朴学浙派。其代表人物为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杭世骏、厉鹗、卢文弨、齐召南、严可均、姚文田、龚自珍、俞樾、李慈铭、朱一新、洪颐煊、黄式三、黄以周、孙诒让、章炳麟等人。重要人物有董秉纯、卢镐、蒋学镛、沈冰壶、吴骞、陈鳣、黄璋、黄征乂、冯登府、吴东发、王梓材、冯云濠、管庭芬、姚燮、戚学标、平步青、陶方琦、陶濬宣、沈曾植、李善兰、张作楠、王绍兰、孙衣言、傅以礼、王棻、龚橙等人。其中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开启风气，俨然宗主。浙派虽以浙人为主，但一时沾溉甚广。晚近以来，学者胶着于吴、皖之分和汉、宋之争，不免忽略浙派。又因浙派“究于史”，史学成就卓著，喜称之浙东史学一派，轻视其“经史不分”，专谈史学，以至于割裂整体。

中国传统经学有汉学、宋学之分。略言之，汉学重训诂考据，宋学重性理诠释。清代学者各有取法好尚，或尚汉，或好宋，或兼采汉、宋，更有不分汉、宋。乾隆以后，汉、宋之争日炽，乃有吴派、皖派之分，今文、古文之讼。关于吴、皖之分，学者所论甚多。章炳麟《訄书·清儒》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之说，谓汉学派中分出两个支派，吴派以惠栋为中心，“信古为标帜”，皖派以戴震为中心，“求是为标帜”。章、梁也关注到浙学一脉。章炳麟从史学、《礼》学总述清代浙东之学：“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梁启超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章氏不言学派，梁氏明言之，以吴、皖为主流，以扬、浙为支流。章氏并谈经史，梁氏独拈一史。

学者轻于浙派，甚而将其归为史学一派，实有未当。就清学言，浙学为其重要源头，浙派足与吴派、皖派鼎立为三。

浙派近源为梨洲之学。在对汉、宋的态度上，梨洲属兼采一派，浙派大抵“汉宋不分”。清初学者研习汉学，与乾嘉学者立意、路径颇异，民国学者简单地将顾炎武认作“汉学开山”，有所不妥。不过研治汉学乃清初学风转变的一大关捩，追溯乾嘉之学近源，当推黄宗羲、万斯同、顾炎武、汪琬、阎若璩等人。黄、万源出明代姚江一脉而自为变化。黄、顾商证学问，各有助益。阎若璩自称梨洲私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又指出阎若璩、胡渭皆受黄宗羲影响。浙学盛于两浙，流播于吴中。以渊源论，朴学与浙学大有关系。南宋吕学与朱学一大不同，即吕学兼采汉、宋，重于训诂、文献。“东莱文献”“经史不分”奠立浙学基调。阳明中兴浙学，训诂考据非所长，为谈说性理所掩。至梨洲一派，风气一变，读书重于经解，经史侧于文献，遥接东莱，经史并重，兼事义理、考据。非仅浙派继之，吴、皖二派究未逾于此外。

汉、宋之争，惠、戴传人各标门户，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为宋学护法，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汉学护法。学者又有调和汉、宋者，有不分汉、宋者。浙派属后者，重训诂考证，同时不废性理诠释。由于“汉宋不分”，浙派不喜参与汉、宋之争。龚自珍更是跳出汉、宋门户之讼，标举“清学”。《与江子屏笺》说：“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自珍所谓“非汉非宋”，即“汉宋不分”，因不喜将清儒之学附庸汉、宋，故昌言“清学”。在他看来，乾嘉专立汉学门户，并不比清初学者高明。这一观点与传承浙学不无关联。自珍重新审视古今学统、清学源流，发抒己见，欲重开兼容并蓄、经史不分、经世致用之学。钱穆推尊龚氏开风气之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龚自珍为“开风气之一人”，“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则定庵其眉目也”。又说“定庵之为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自浙东之《六经》皆史，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高邮之小学训诂，此则定庵之学也”。所论颇具只眼，惜忘龚氏乃浙学传人，融贯诸家，变化常州之学，亦自有故，且龚氏治经非为媚古，盖在“经史不分”。

总体来看，浙派承绪浙学“经史不分”、重于实学、综会博采的传统，同时深受乾嘉经学风气影响，并以考据训诂见长。其自成风气，主要特征有五：一是重训诂考据，不废性理诠释。不喜空谈性理，故重读书穷经。不喜专事章句之陋，故重性理之诠。二是好“究于史”，“《六经》皆史”，经史互证，史学成就显著。南宋浙学之兴，吕祖谦、陈亮、叶适等皆主“经史不分”。阳明一派史非所长，但阳明告诉门人徐爱：“《五经》亦史。”（《传习录上》）至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说：“《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三是重实用，考证史实，明于治乱，既为学问一途，又存治世之意。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叹说顾炎武论学以为“明道”“救世”，后儒“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物，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乾嘉学者专注于训诂考索，有着社会政治的因素。浙派不离此大势，但由治史而通于世用，故与吴派、皖派有所不同。如《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所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列“经学与史学”条目，评说：“实斋《文史通义》唱‘《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四是遥承吕祖谦、王应麟，近接黄宗羲、万斯同，重视文献搜辑编葺。五是综会博采，一人往往兼长众学，经学训诂、史学考据、小学音韵、金石文字、校勘辑佚、天文历算，多所涉猎，邵晋涵、平步青、孙诒让等人皆是，不似吴派、皖派多专门之家。

浙派成就不逊吴派、皖派，但长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皮锡瑞《经学历史》以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为清儒有功后学“三事”，举隅诸家，浙派人物仅列卢文弨精校勘、严可均通小学。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仅论及卢文弨、邵晋涵，称卢文弨为戴震所转，“潜心汉学”，竟忘其传浙学一脉；称邵晋涵闻钱大昕谈宋史，乃撰《南都事略》，未审其传浙东史学一脉。章炳麟、梁启超、钱穆对浙派的认识未全面，但无疑远超江藩。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谈朴学成就，举隅屡及浙派学人著述。经史考证例举孙诒让《周礼正义》、邵晋涵《尔雅正义》、金鹗《求古录礼说》、黄以周《礼书通故》；音韵学例举姚文田《说文声系》、严可均《说文声类》、章炳麟《国故论衡》；典章制度例举洪颐煊《礼经宫室答问》、黄以周《礼书通故》；史学方面，以全祖望成就最著，又例举洪颐煊《诸史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杭世骏《三国志补注》、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钱仪吉《补晋兵志》、章学诚《文史通义》、万斯同《明史稿》等；水地方面，例举全祖望《水经注校正》、赵一清《水经注释》、齐召南《水道提纲》《汉志水道疏证》等；金石学例举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铁桥金石跋》；校勘学例举卢文弨校《逸周书》《春秋繁露》、全祖望校《水经注》、孙诒让校《墨子》、梁玉绳校《吕氏春秋》、严可均校《慎子》《商君书》、洪颐煊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丁谦校《穆天子传》；诸子学研究例举俞樾《诸子平议》、洪颐煊《管子义证》、孙诒让《墨子间诂》。梁氏分类以述，举其著者，虽嫌简略，浙派成就由此概见。由于侧重吴、皖二派，述及浙派著述，“侧锋”出之，可为一憾。

浙学之兴贯穿清学终始。清学始兴，黄宗羲肇启端绪，清学告一段落，章炳麟为正统派“殿军”。朴学浙派源出梨洲，复为吴、皖二派鼓动，嘉道而后又因时而变。当然，浙派也存在较明显的地域性，传播未如阳明之学广泛。

（作者：李圣华，系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