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因水而建，遇海则兴

　　从历史上看，以宁波为代表的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水乳交融、外向经济蓬勃发展的绝佳样板。

　　甬商自强，开拓不息

　　回顾历史，伟大的劳动实践给宁波人留下哪些宝贵精神遗产呢？那就是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勇于开拓。浙江自古“七分山、两分、一分田”。在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力有限的条件下，勤劳智慧的宁波人既没有自怨自艾、听天由命，也没有抢夺土地、自相内讧，而是放眼远方，见“州南有海浩无穷”，便挽起袖口、齐心协力“每岁造舟通异域”，乘船将丝绸、茶叶、陶瓷、白糖、宣纸等中国特产行销世界各地，同时又从他国运来香料、药材、珠宝，以飨中国。

　　甬商不仅外出经商致富，也洒扫门庭喜迎万国客商。宁波古称“明州”，早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发展为中国华东地区的主要港口。九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中国的贸易大港，自南而北的排列顺序是：一交州，二广州，三泉州，四扬州。以后又有变更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三港竞争的局面。北宋初期，三港以广州最盛，明州次之，泉州居后。

　　中华有量，能容四方

　　除了勤奋、智慧，历史上甬商成功的第二个秘诀便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平等包容、诚信无欺。“三千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李鸿章）。放眼全球，能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的港口和地区，并非只有苏浙；但如此政通人和、和谐共荣、互联互通、鸡犬之声相闻且年年岁岁常往来的太平景象却并不多见。

　　威尼斯人也是经商的好手，但他们的圣马可大教堂里所展示、炫耀的却是从君士坦丁堡巧取豪夺的稀世珍宝；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各港也开了商埠、划了“租界”，但与当地人的经济纠纷、政治对抗和宗教冲突却从未消停，至于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更被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和“一磅带血的肉”所定格。而在浙江诸港，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不同肤色人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们都能够平等而和谐的在一起创造财富、分享生活；本着“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遍价值，中国人民携手各国友人致力于促进当地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在千百年的劳动实践与互利共赢的合作中，各族、各国人民在江浙这篇热土上不仅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血缘纽带，并最终自然形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

　　由此观之，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倡的“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之议题，绝非虚言，亦非一时之兴起，乃是有其源、有所本。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知“共同体”本身就是一株扎根于深厚历史土壤中并不断汲取时代养分的参天巨木，现在只要我们小心培植，当它一旦生发起来，垂天而降的气根与繁盛横溢的枝叶必将荫庇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它丰硕的果实则将惠及友邻万邦。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资于今

　　然而，我们在回顾往昔繁荣的盛况，赞叹先人智慧与美德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历史长河中悲怆的暗面、危险的暗礁与绝望的浅滩。它们同样甚至更加值得今人反思、警醒。

　　翻过历史悲怆的暗面：国强方可保民富，发展未可忘海防

　　在江浙一带繁盛千年的航海与贸易史上，最悲怆的一页莫过于战乱和屠杀，其中尤以倭寇之乱为最。据史料记载，包括宁波在内的东南沿海省份在明初洪武年间多次遭受倭寇劫掠，直至永乐时才稍有平息；嘉靖年间倭寇复来侵袭。

　　在伟大的抗倭斗争期间，江浙人民在沿海各地夯筑大量的海防工事、水寨，设置卫所，打造战船，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可永乐以后，随着朝政的萎靡，整个东南海防体系遂开始败坏、糜烂，以致嘉靖年间倭寇肆虐荼毒。此后戚家军起，方重整河山，海波渐平。

　　鲜血书写的教训必须被吸取，那就是没有国防不谈海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离不开整军经武、富国强兵。如果说苏联式的穷兵黩武、过度扩张是一条“老路”，那么南朝后主式的歌舞升平、自废武功就是一条“邪路”。我们今天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千万不可忽略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防、海防的建设。而任何省份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也必须将自身的地区发展规划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有机结合起来。

　　绕过历史危险的暗礁：发展须有大手笔，法治才是硬道理

　　历史翻过晚明的暗页来到清初，中国的强盛似乎为国家和东南沿海人民带来富强的曙光；但激流中所潜藏的暗礁——“海禁锁国”，同样让人心悸。它迫使我们认识到，强大的国家能力如果得到正确使用，譬如抵御外侮，那必将造福人民；但如果用错方向、用错对象，则有可能适得其反。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中国人，尤其是南方沿海居民，经商致富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没有外部行政高压手段压制，只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和切实的权益保障，他们自己就能经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地发展起来。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此言不虚。

　　纵观近世中国史，这里似乎有一个棘手的悖论：站在社会看政府，当国家能力低下、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时，民间才有机会和自由获得发展，可好景不长，很快又遭到外敌入侵的破坏甚至野蛮摧毁。譬如所谓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甫一挣脱腐朽朝廷的钳制却又旋即被满洲入侵的兵火所吞噬。反之，当强势的“圣主”君临天下、庄严国土时，譬如康乾盛世，外敌入侵的威胁虽暂时解除，但行政权力的重轭又马上压迫民间的自由与创新。类似地，站在政府的角度看社会，似乎也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惑。

　　而更为反讽的是，就以明清之际都存在的“迁界禁海”为例，该政策往往以“抵御外敌、保护人民”为理由去封锁海岸线并严令“寸帆不得下海”——姑且也算是传统陆权“老大帝国”面对海上入侵时被逼无奈的“焦土战略”吧。可正如近年来国内史学家和海外汉学家所“重新”发现的，这种自弱式（self-weakening）政策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国力，反而人为地在政府与社会/人民间制造隔阂与矛盾——原因很好理解，江浙多山，人多地少，又不让下海捕鱼经商，人民何以谋生？既然不能在体制内合法地生存，那么求生的本能就会迫使草根走向社会的反面，并在“豪强”的带领下，在体制外汇集成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新一代的学者们考察倭寇武装的人员构成，指出其中为首者和主力部队恐怕大多都是沿海居民。这些被迫铤而走险的饥民与李自成等起义军并无本质不同，而滥杀平民的现象在农民起义军里也同样存在，至于日本浪人不过是夹杂其中的雇佣军而已。该说是否符合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那就是国家力量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与社会力量保持一种适度张力下的和谐共生。

　　在上述史家之论的基础上，我们再站在理论的高度审视当下，就不难看到有两组重大关系的处理无法绕过、亟待解决：一是经济发展（黄油）与安全保障（大炮）的关系，二是保持社会活力与强化政府管控的关系。如何辩证地思考这两组重大关系？如何统筹兼顾、协同创新？这不仅是理论界长久以来所探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摆在当代决策者、实践者面前必须正面回应的现实问题。

　　对于前者，笔者愚见，首先要依靠最高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其涉及面众多，但有一条主线是：国家究竟走开拓进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还是走闭关自守的内向型守成战略？大略既定，轻重缓急、主次排序方可得以确认。洪武、永乐、康熙、乾隆，在中华两千年历史中虽都堪称明君雄主，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所受教养的局限，决定了其大战略的上限。他们长于深宫、储于内廷，既没有在梁家河畔被大西北刀劈斧砍的黄土锤炼成铮铮铁汉，又无缘扎根东南沿海，十数载始终奋勇冲锋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其视野、能力、心性不过仅仅满足于平治天下，但求无事便好，于是在已初露端倪的近代文明前裹足不进，甚至调转身子，一头埋进祖宗家法和古董堆、功劳簿里，坐失良机，最终给民族的前途命运埋下隐患。俱往矣，数大国领袖，还看今朝。执“一带”之长袖以善舞兮，踏“一路”之波涛而弄潮。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以一往无前的锐气与高瞻远瞩的洞见，用空前宏大的外向型发展大战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若得海运再起、江浙复兴，则为东方之幸、欧亚之福。

　　而对于后者，未来出路就在于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具体地：一是在于落实社会主义法治，二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传统中国有刑无法，以政治代替法治，这条老路在全球化的今天显然已不合时宜。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共产党人的“法治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2] 短短十二个字，掷地有声。可见，要想跳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就必须实现国家治理架构的法制化转型，一切流程的推进、一切正误的判定都必须以神圣的法律为准绳，而不落“人治”的窠臼。

　　开出昂扬奋进的新途：靠山面海通万邦，依托内地可自强

　　以最具代表性的宁波和舟山为例，江浙沿海外贸于宋元之际最为繁盛，远迈广府；但此后又出现一段时间的衰落。这是为何？传统的解释往往从战乱、海禁、航道淤塞等因素方面进行解释，而笔者较为赞同“区域经济衰退”一说——外贸港口发展的要素不仅包括其自身区位、设施等，更需依托其所在省份、国家的经济大环境，尤其是没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加工业很难想象港口的持久繁荣。在此基础上，随着人员往来和资金流的增多，有条件的港口还能从贸易/物流中心升级为金融/人才/旅游中心，泉州、香港、新加坡、布里斯托等港的兴衰似乎都能说明此点。

　　可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宁波市委、市政府对本省本市内陆城市与沿海港口的开发统筹规划、双管齐下，这既是对主席一带一路大方略的深刻领悟，更是为当地经济发展、人民幸福谋划长久之计。

　　港通天下，蛟龙出海利中华

　　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角，在太平洋的西海岸，在东经120度55分、北纬28度51分的这片热土上，正风起云涌。

　　遥想两千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手北御匈奴，一手凿空西域，开辟出泽被后人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并留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历史佳话。而今，中国人铸剑为犁，拿出满满的诚意与巨大的商机与芳邻同享，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命运共同体。这正是旷古未有的大手笔！

　　古人云，欲成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时，更需非常之人。英雄不世出，但苍天带我中华不薄，值此大变之机，就在“世界中心正由欧美向东亚转移的关键时刻”（清华阎学通教授语），更有非常之人以非常之力撬动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带一路，百年大计。当百年后的人们回首往昔，忆我们这代人的峥嵘岁月并重访明州古城——海上丝路的始发点时，他们会说：昔者东海有龙，其名为“明”。明州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为一“路”，振翅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高、其远，不可限量。

　　王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