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存在时间是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主要分布区在长三角太湖流域。”日前，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如是说。

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作为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之一，刘斌认为，不管是从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还是高度统一的信仰等方面看，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完全可以和古埃及文明相媲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

良渚文化的核心是良渚古城遗址，这个古城也是良渚古国的都城。

它被发现于2007年。那一年，刘斌和他的考古团队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年11月，随着南城墙的发现，这座被深埋在地下几千年的王城，就此出现在世人面前。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分为三重，最中心是莫角山宫殿区，也是良渚古城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如今还能依稀看到砂土广场、房屋地基、石头台基等遗存。

由宫殿区向外，分别是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面积约800万平方米的外城，堆筑高度亦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良渚古城核心区、水利系统、外围郊区的占地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整个布局规模宏大。

如此规模的工程，必定要统一规划才能完成。刘斌说，良渚古城揭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叹为观止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

良渚考古的另一个重要发现，便是良渚古城遗址发达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在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库容量超过4600万立方米的水利系统。刘斌说，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经过考古发掘，刘斌发现，良渚古城有9座城门，但只有1座陆门，剩余8座都是水门。古城内城的古河道或者顺应地势人工开凿，或利用自然河道进行人工改造而成……逐渐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河网系统。

古良渚人便这样临水而居。在古城内，考古人员发现过良好的木构护岸遗迹，可以想见，当时河道两岸分布着成排房屋和临水码头，先民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其间，水路交通十分便捷。

而水利工程的设计更是充分体现了古良渚人的智慧。比如，老虎岭水坝的剖面显示，先民用芦荻、茅草包裹泥土制成“泥包”筑在坝体关键部位，以增加抗拉强度。

便利的灌溉条件是农业发展的保证。在莫角山东坡发现的1.3万公斤炭化稻谷，为古良渚发达的农业提供了有力佐证。刘斌回忆，考古时还发现稻田田埂的长度大概有一百米，每一条田埂之间大概间隔是20米到30米，十分讲究。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镰刀，除了材质不同，跟现在的镰刀长得一模一样。”刘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根据刀刃可以判断是要左手使用，他开玩笑，“是不是当时人们都是‘左撇子’？”

“玉琮王”的由来

水利系统与发达农业之外，精美的玉器是良渚文明的另一重要特征。良渚玉器种类丰富、纹饰精美，达到了中国史前治玉水平的高峰。“玉琮王”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86年，良渚遗址的反山墓地开始发掘，出土许多保存良好的玉器。其中墓葬等级最高的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琮，它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刻有神人兽面“神徽”，格外引人注目，得名“玉琮王”。

也是发现“玉琮王”后，刘斌和同事们才第一次认识到，早前认为良渚玉器上所谓的“兽面纹”，其实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像，他还曾想，“神徽”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的人像会不会是“良渚王”，下面的图案则是古良渚人崇拜的神。

“在玉琮的竖槽四面都雕刻着完整地神徽，线条非常细腻，就像现代的微雕技术。但在当时，是没有什么金属工具的。”刘斌感叹。

在那次发掘中，反山墓地出土了包括玉器、象牙、镶玉漆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等级之高，被称为“反山王陵”。

刘斌说，世界上早期古代国家，政权和信仰几乎都是结为一体。良渚先民用玉来祭祀神灵，表现王权，从良渚文化多个遗址出土的多件玉器、象牙器甚至陶器上都看到了相同的“神徽”，这意味着先民有高度一致的信仰崇拜。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今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这个消息让刘斌的心情“很激动”。在他眼中，不管是从修筑古城的工程量、精美的玉器还是高度统一的信仰等方面看，良渚文化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了，但刘斌和同事们的考古工作还没有结束，仍有一个个谜题需要揭开：制作玉器的玉料是从哪里来，陶器上的表意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等等。

接下来，刘斌和他的同事们还会继续按部就班追踪，“比如遗址是如何一步步由小变大，然后逐渐发展起来？也会对整个杭州盆地进行拉网式的调查，这对认识这个区域的文化环境等，都是很关键的东西”。

“遇到问题、求证问题，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刘斌说。(记者 上官云)